关于眼睛的故事 中国的制度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还包括人的心智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转型。
作者：汪丁丁 发布于：2009-2-20
转型期社会的许多故事都与制度转型密切相关。中国的制度转型当然不仅仅是制度的，还包括人的心智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转型。制度转型的时候，它对人类行为的激励方式可使人类行为从精神导向的转为物质导向的，也可以从物质导向的转为精神导向的。在中国，前者发生于30年前，后者发生于60年前，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此我相信，我母亲的眼疾，如果发生在30年前之前，结果将会大不一样。
当中国人的行为被制度转型诱导着从精神导向的转为物质导向的时候，医生们的行为大致就符合医疗服务业流行着的所谓“爱病不爱人”。恰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目前所处的情形，医生们的行为是相当可信地可预期的——他们注意力的核心将是“病”而不是“病人”。在这一利益格局内，患者越多越好，因为新增的患者——他们是病的载体——意味着论文作者们可利用的样本数量和质量的改善，进而决定论文质量、医生职称甚至医生的物质生活水平。
大约20年前，母亲的眼疾被确诊为“青光眼”。首先，她的眼疾究竟是怎样的，我不清楚。当时我在夏威夷居住，只知道她去探望我时随身携带的日常药物里有一种是贝塔根——作用在于降低眼压，副作用是损害心脏功能。青光眼被称为“眼科的癌症”，症状是眼压长期居高不下，于是导致眼底视神经元的萎缩和死亡，最终失明。致使眼压居高不下的，是眼角的泪腺结构出了问题——开角型的或闭角型的，可堵塞泪腺出口，于是眼压居高不下。西医的对治之法，最简单的是“激光打孔”（让眼泪暂时可顺畅地流出），风险更高的才称为“手术”（彻底改造眼角结构）。不论何种方法，对于闭角型青光眼，均是越治越糟——致病原因不详故多被归于遗传因素。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提供的数据表明，遗传因素只能解释人类健康差异的13%。
国内的医生们，有几位是治疗青光眼的权威。其中一位，据说是“一号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