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思想观念的佛学，被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儒学理论消化，曾经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应该说是在理学形成的时期。理学形成与消化佛学实际上是互融互动的；理学观点的儒不消化吸收佛学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而儒学却也正是援依理学的观点去批判、消化佛学的。本文试图以理学形成时期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张载等为代表，较具体地分析一下理学消化佛学的思想历程。

    　　一、背景

    佛学作为一个异质文化中的宗教思想体系，在诸如生命之形态、世界之构成及运思之方式等根本方面的观念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教实践，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是不同的、相冲突的，自汉末到隋唐一直遭到来自以儒家理论立场为主的相当激烈的批评、攻击。从《理惑论》的四十问、《弘明集•后序》的“六疑”、《颜氏家训•归心》的“五谤”所归纳的世俗疑佛、排佛言论中，或者是从南北朝时郭祖深、荀济及唐代傅奕、韩愈的简括沙门、废弃佛法的疏谏中都可以看出，来自儒家观点的佛学批判，要言之处不外乎二；一曰僧尼（有时或言及道）不耕不赋，有害国家生计，这是就社会功利而言；一曰沙门不臣不子，有坏人伦风俗，这是就伦理道德而言。这一批判中又常有以佛为胡戎之法，悖于周孔之教，即所谓“华夷之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就伦理道德立言的。到理学形成的十一世纪，佛教与佛学在这一儒学批判中已经历了八百年而未倒；非但未倒，还在唐代时实现了辉煌的发展，构成对儒学最有力的挑战，致使宋初儒者每有“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而于佛门之盛，则“无可奈何”之慨叹。[1]在理学形成的那个时代，佛学形势的重要变化是隋唐以佛理为胜的天台、唯识、华严等教宗渐次式微，而晚唐以来一枝独秀的以从宗教的生活实践中获得体验为特色的禅宗，仍保持不衰，特别在士大夫阶层中倍受青睐。二程于此曾有观感：“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程氏遗书》卷二上）挽狂澜于既倒，唐代以来佛学笼罩下的儒学觉醒意识，儒家排击异端的思想传统，都十分自然地促使宋代理学家把他们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佛学，二程说：“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程氏遗书》卷一）。在理学形成的那个时代，佛学弥漫...